第2017章 2017（2 / 2）

李乐想了想，“从宏观数据上看，农民工也好，城市低学历青年也好，他们是现今国内劳动力市场不可或缺的基础组成部分。”

“但农民工这个群体的社会身份是相对清晰的，他们有家乡，有土地，有回去的退路和想象。而城市低学历青年，他们的退路是什么？他们能退到哪儿去？”

他说着，微微皱起眉头，像在梳理一团打结的线。

“前些日子，我在景东的仓库见过一个人，他在技校读的是物流管理，毕业两年，换过四份工作，干过销售，干过库管，在小公司跑过业务，还做过地推。他说过一句话，我印象特别深。他说，我们这些人啊，就是城市里的草。看着绿了一片，其实是散的，一茬一茬的，割了又长，长了又割。没人关心草是怎么想的。’”

“我当时听了，觉得这话挺悲观的。可后来想想，草也是有生命力的。关键是，什么样的土壤，能长出什么样的草；什么样的气候，能让这片草地绿得更久，而不是一茬一茬地枯黄、死掉、再重来。”

李乐说完了。

办公室里安静下来。挂钟的钟摆还在“滴答滴答”地响，像一粒粒沙漏进时间的沙漏里。

惠庆看着李乐，目光里有一种复杂的、难以名状的东西。

然后说道，“从蚁族到更广义的城市低学历、低技能青年，这个延伸是有价值的。你意识到了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与关联，这很好。”

“前者是期望受挫，后者可能更接近机会排斥或结构性边缘化。研究后者，确实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层与个体命运。但数据不一定好拿，田野也不好进。”

“首先，进入田野的难度。蚁族相对集中，也有一定的同质性，通过租房、求职网站等渠道，接触相对容易。而你提到的这个群体，更加分散，更加异质。他们可能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……他们的工作、生活流动性可能更强，社会网络也可能更加封闭或排外。”

“你如何找到他们？如何取得他们的信任？如何进入他们的生活世界进行观察和访谈？这需要更巧妙的策略和更长的时间。”

李乐点点头，“我.....”

惠庆一抬手，那意思，听我说完，“其次，理论框架的挑战。研究蚁族，你可以借鉴教育社会学、劳动力市场分割、社会流动、城市社会学中关于落脚城市、社会融入等方面的理论。”

“但这个群体，情况更复杂。他们的身份认同可能是模糊的、流动的、策略性的。你需要整合的理论资源可能更广，包括底层研究、青年研究、职业社会学、空间社会学，甚至文化研究中的亚文化理论。如何搭建一个既能把握宏观结构限制，又能呈现个体生命经验的分析框架，很考验功力。”

“而且，写出来的东西，可能不太好听。真实的东西，往往不太好听，你明白？”

“我明白。”

惠庆看着他那副“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”的表情，忽然笑了。那笑容里有感慨，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欣慰。

“再有，伦理和表述的难题。研究这样的群体，很容易陷入两种陷阱：一种是居高临下的拯救者姿态或悲情叙事，另一种是猎奇或简单化的问题化呈现。”

“费先生曾经说过，书读多了，就容易变的小资，变得不接地气，把高高在上当成高屋建瓴。再做研究，就容易对他人的荒蛮想象，一边自我感动留下泪水满足了自已的同情心，另一边又成功的将他们和自已进行物种隔离。”

“如何保持研究的同情性理解，同时又保持必要的学术距离和批判性？如何让他们自已的声音被听见，而不是仅仅成为你理论框架的注脚？如何在学术写作中，既保持分析的锐度，又保有基本的人文关怀？这需要非常谨慎的拿捏。这些，你怎么考虑的？”